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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经国的夫人是谁 揭秘蒋经国苏联妻子的结局

时间:2021-05-26 16:10:18来源:网络作者:素禾阅读:

最近很多人对这个蒋经国的夫人比较感兴趣,那么这个蒋经国的夫人到底是谁呢?话说还是一位这个苏联人呢?那么蒋经国苏联妻子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?又和蒋经国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?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研究看看。

2004年12月15日,在台北荣总医院,一位形容枯槁、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躺在病床上,她已经被慢阻肺折磨得痛苦不堪了,弥留之际,一向沉默寡言的她挣扎着问医生:“我死了之后,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?”

一句话,闻听之人无不动容落泪。

蒋经国的夫人是谁 揭秘蒋经国苏联妻子的结局

而这位老人,便是蒋经国之遗孀蒋方良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,她相继送走了丈夫蒋经国以及三个儿子,在这家令她肝肠寸断数次的医院中,她也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。

蒋方良半生沉默,从不多言,丈夫蒋经国在世时,她也从来没有以“总统夫人”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,更没有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。她很寂静,寂静到人们几乎都忘记了她的存在。

悲哀的是,当她逝世的消息一传出,台湾各党派人士纷纷赶到医院致悼,就连身在国外的政要,也委托他人表示哀悼之情。深居简出数十年的蒋方良,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政客利用的命令。

蒋方良的小儿子蒋孝勇生前曾经说过:“我的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。”如果要问她究竟有多苦,其长媳曾这样回答:“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,那你要再多四十岁才能明白。”

“蒋方良”是个地地道道的名字,但拥有“蒋方良”这个名字的主人,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。在她来到中国之前,她一直使用的是她的原名:芬娜·伊巴提娃·瓦赫列娃。

1916年,芬娜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,自幼失去双亲,和姐姐相依为命。原本就谈不上幸福的童年,在十月革命之后,竟变得更加悲惨。由于祖上是贵族,因此家产基本被没收,芬娜也被一个铁路工人收做养女。

16岁时,为了讨生活,芬娜来到了一家重型机械厂工作。在这个整日机器轰鸣、人人表情呆滞、麻木地重复着同样工作以换取微薄收入的地方,芬娜怎么也想不到,她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那个人。

而这个人,便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。

1925年,好不容易征得父亲同意的蒋经国只身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苏联,因为当时苏联共产党刚刚在莫斯科办起了一所孙逸仙大学,目的就是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到此研习马列主义。就读于孙逸仙大学的蒋经国很快便树立了内心的信仰,决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。

1927年,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,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随之恶化,蒋经国公开声明与父亲政见不同,从此竟断了联系。此后,由于与托洛斯基来往过密,刚好撞到了苏联清洗托派分子的枪口上,蒋经国被流放寒冷之地西伯利亚。

改造结束之后,蒋经国又被分配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。于是,这最不可能遇见的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。

而关于蒋经国与芬娜相识,一直也流传着许多版本。

有一种说法是,他们的相识基于最能打动人心的英雄救美。

一天晚上,加班到很晚的蒋经国困意十足地赶回宿舍休息,路上遇到一位彪形大汉,把一个当地女子逼到角落中,像是要行非礼之事。蒋经国看到后,急忙上去制止,可是彪形大汉看到常人体格的蒋经国,很是不以为意,丝毫没有要退却的意思。

见到对方如此挑衅,蒋经国几乎是奋力相搏,几拳就把大汉打倒在地,救下了蜷缩在角落中瑟瑟发抖的年轻女子。这个女子,就是芬娜。而年轻的芬娜,也因此对这个名叫“尼古拉”的中国青年一见倾心。

另一种说法则刚好相反,说蒋经国和芬娜的相识完全缘于一场美女救英雄。

那是早在蒋经国被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,又冷又饿,终于因为高烧病倒在一个名叫塔哈的小站上。这个小站已经很久不通车了,站台斑驳,工作时废弃,平时鲜有人来。而此时,在工人技术学校上学的芬娜刚刚放假回家,途经塔哈小站,觉得雪太大了,打算避一避再走。

芬娜一走进那废弃的烧水房,她便看到一个衣着褴褛的人躺在地上,像是已经昏死过去。芬娜见后急忙张罗着烧了热水给他喝下去,待到对方苏醒的时候,她又把自己包里的黑面包分给他吃。

就这样,年轻的蒋经国邂逅了年轻的芬娜,并深深感激这救命之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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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分似乎是天注定的,几年之后,他们竟重逢于乌拉尔重型机械厂。不用说,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。也是在交往中,芬娜才慢慢得知了蒋经国的中国北京,原来在那个风云际会的中国,蒋经国的父亲堪称乱世枭雄。可是,蒋经国却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父亲,就算偶尔说起来,表情也是淡淡的,就像在讲述别人家的事情一般。但每每说到母亲独守在老家的大宅里时,蒋经国的眼圈都是红的,可见蒋经国与母亲的感情更深厚一些。

比起蒋经国,芬娜的家庭就平凡多了,虽然父母早逝让她过早地告别了童年的欢愉,可日子过得辛酸也简朴的她却也不知道政治为何物,更不知道父子反目是怎样一种揪心的抉择。

身在异乡,因为国共不和而成为“人质”的蒋经国生活一直不轻松,抛开被流放的痛苦不说,他的生活是非常不自由的,因为其背后总会有眼睛一直盯着他。且他也知道,他的一言一行,每天的生活都会被记录在小本子上,秘密地出现在斯大林的办公桌,可他无力改变现状,只能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
而这个时候出现的爱情,对于他而言,就是他冰冷世界中唯一的温暖。

1935年,芬娜披上洁白的头纱,挽着蒋经国的手,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此时他们的结合,完全是一对平凡夫妻的平凡选择,你情我愿,相爱至深。可是,选择嫁给一个注定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男人,芬娜此后需要承受的东西却超出了她的想象。

婚后不久,他们有了爱的结晶。不到一年,大儿子蒋孝文出世。这时,他们的家庭生活看起来美满,但其实十分不平静。由于蒋经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“被怀疑”的人,因此他的工作也大起大落,到了最后甚至连一份养家的工作也没有了。

蒋经国失业近六个月,在这半年里,一家三口只能依靠芬娜微薄的工资度日,襁褓的婴儿蒋孝文还在嗷嗷待哺,女儿蒋孝章又随即出世,这日子是何等的艰难。

不久后,国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,国共关系进入“蜜月期”。这时,蒋经国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,信中措辞激烈,要求斯大林立刻放他回中国去。同一时间,蒋介石也派人找到了蒋经国,他也十分希望儿子可以回到中国,但却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蒋经国必须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。

一方面是对故土的强烈思念,一方面是放弃信仰。蒋经国左右思考之后,终于做出了抉择,无论如何,他也要回国。

后来,蒋经国也收到了斯大林的回信,斯大林同意了他的要求。这样,蒋经国便要携家带口一起回国了。兴奋的他终于舒展了多年紧蹙的眉头,收拾东西的时候禁不住哼起了儿时学会的小调。

可比起蒋经国的兴奋,芬娜的情绪却有些复杂。蒋经国的荣归故里,于她而言便是要远离故土,去到陌生的地方,听自己从未听过的语言,适应陌生的一切。此去经年,她甚至不敢想,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回来。

高兴的蒋经国并没有注意到芬娜的情绪,因为他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。曾经在给母亲的信上,他曾信誓旦旦地说,只要回到中国,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拜见母亲。可是现在他很清楚,在父亲的斡旋下他才得以回国,不管出于政治需要还是情感需要,他都必须先去给父亲“认错”。

1937年4月,蒋经国、芬娜以及他们的儿子、女儿终于回到上海,安顿好自后,蒋经国便准备去向父亲“负荆请罪”。蒋介石原本是很希望见到儿子,可真当儿子回来了,他反而拿腔拿调了起来,总是梗着儿子曾在报上骂过自己的事不肯释怀。因此,蒋经国几次申请,都没和蒋介石见上面,但蒋介石放出话来,让儿子先去杭州拜见从未谋面的“母亲”宋美龄。

这是蒋介石为宋美龄争取在这个家说一不二的女主人地位的策略,经历了太多坎坷生活的蒋经国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?为了大局考虑,他非常配合蒋介石,跪拜了“妈妈”宋美龄。

宋美龄也是微笑着认下了大儿子。而那年,蒋介石在冯玉祥的劝说下,火也消得差不多了,戏已做足,蒋介石终于原谅了蒋经国。

可是,对于蒋经国带回来的这位俄罗斯媳妇,蒋介石却不大买帐,虽然蒋经国提前寄回来过一张黑白照片,但面对真人,蒋介石一百个不喜欢,尤其是厌恶芬娜的出身和国籍,遂蒋介石开始挑剔起外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礼数。

但比起蒋介石,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对芬娜的态度就好多了。毛福梅不仅给芬娜起了“蒋方良”这个中国名字,还为他们重新置办了一场婚礼。

大婚之后,蒋经国一家便留在老家陪伴母亲,夫妇二人住在武岭门蒋介石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小洋房中。这是一段难得轻松的时光,没有了政治阴云,没有尔虞我诈,蒋经国感受着母亲积蓄了十二年的疼爱,毛福梅也享受着天伦之乐。而芬娜呢,她也在努力地学习中国话,想要迅速地融入环境中。

这一段时间,是蒋介石留给儿子修心养性的时间。而这短暂的休息期,也成为了芬娜此后岁月中,最美好的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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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曾说,抗战八年,是蒋经国最神秘的八年,他的行踪如迷如幻,首先一个抓不到他踪影的,就是他的夫人芬娜。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家,有了孩子,但芬娜一直一头雾水,不知丈夫所踪。

其实,这个时候蒋经国已经有了新欢了。一个名为章亚若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,为他沉闷苦楚的政坛生涯注入了新鲜的力量。可以说,章亚若的善解人意和美貌多才,都是芬娜所没有的,尽管芬娜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位合格的中国妇女,但男人的心要走时,不是这个女人有多好,就能留住的。

起初,章亚若和蒋经国的地下情还掩饰得很好,但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的时候,双方彼此间的柔情便暴露出来了,明白人一眼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寻常,但碍于蒋经国的身份,谁也不会说什么,更不会有人去芬娜那里告状了。

何况,芬娜也从来没有跟蒋经国出现在公开的场合,丈夫的世界,她无法知道,也不想知道,她的心似乎还一直停留在苏联时期,停留在他们初恋的美好时代。

蒋经国也是为了保护章亚若,竟然以“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”为由,让章亚若去家中担任儿子蒋孝文的英语老师,顺带教芬娜书写中文,并教授她戏曲知识。

就这样,情人章亚若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蒋经国和芬娜的家,坐在他们一起吃饭的餐桌上,享受芬娜为她端过来的咖啡,且和他们的儿子打成一片。善良淳朴的芬娜从未疑心过章亚若的身份,她一直善待这位老师,而且努力学习章亚若教授的知识。

同一时间,蒋经国也在父亲蒋介石那里做工作,他告诉了父亲自己的想法,希望可以和芬娜离婚,娶章亚若为妻。但蒋介石拒绝了。

这一切,都是在芬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,而单纯的芬娜也不会想到,这个曾允诺自己终身的丈夫已经起了抛弃她的心思。她更不知道,这个始终忠诚于斯的男人,已经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。

如若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,蒋方良可能真的会面临被休掉的危险,因为在桂林的章亚若很争气地给蒋经国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。喜不自禁的蒋经国更坚定了要给章亚若一个名分的决心。

幸好,杀伐果断的蒋介石出手了,为了保障蒋家的名誉,为了儿子的政治前途,他不能让章亚若这么一个女人成为拦路虎。在他秘密授意陈立夫后的几天,章亚若在桂林莫名其妙地死了。

而关于她的死因,也几乎成了未解之谜,到底是不是陈立夫派特务暗杀的呢?这谁也不知道。但佳人已逝,蒋经国即使再愤怒也无法爆发,只得默默承受着这种骤失爱人的痛苦。

随着抗战进入尾声,蒋经国也慢慢从悲痛之中走了出来。1945年,他和芬娜的次子蒋孝武出生了。有一个孩子的到来,让芬娜越发地投入到对孩子的照顾中去,这一年,他们搬到了杭州,蒋经国则满中国奔走,很少在家中逗留,大部分时候,芬娜都是守着孩子度过的。

1949年,国民党退守台湾,芬娜也选择跟丈夫一起到了台湾生活。初到这里的时候,芬娜非常不适应台湾潮湿闷热的天气,尤其到了盛夏,更热得要命。这时的蒋经国也没有多大的权势,工作也不繁忙,所以也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。

可惜好景不长,蒋经国又开始不爱回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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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,到了台湾不久之后,蒋经国便迷上了一位名叫顾正秋的梨园名伶。顾正秋是梅兰芳的得意弟子,姿容出众,来到台湾之后非常走红,蒋经国第一次看到她,便喜欢上了,时常去捧场。

这一来二去,两个人便悄悄走到了一起。蒋经国是一个容易为女人头脑发热的人,这一次,他又动了娶顾正秋的心,先是去说服宋美龄,后又直接为此面见蒋介石。

可那个时候,戏子是多么低等的职业,民间有言“婊子无情,戏子无义”,像蒋家这样的大家族,怎么可能接纳一个戏子呢?何况,芬娜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,她已经稳稳地赢得了公公婆婆的赞誉,老两口自然都帮着芬娜说话。

一阵“热血”过后,蒋经国便也不再提要休妻另娶的话,这段风波才算过去了,但此事在心知肚明的芬娜心中,却是碗大的一个伤疤,她唯有选择把所有委屈都吞进肚子里,才能保得家庭和睦。

随着蒋经国的官越当越大,芬娜则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,丈夫的政事她不敢过问,也不知道从何问起,而私生活,就更无法过问了,她唯有把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妥当,尽到做妻子的责任。夫妻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,有时候一顿饭下来,两人都不发一语。

芬娜性情恬淡,也没有什么野心和欲望,就连爱好都很少,平时喜欢做的两件事情,就是和朋友打打麻将,去球场打打高尔夫。其实所谓朋友,也都是蒋经国同事的太太们,聚在一堆闲话家常还可以,谈到交心,那是完全没有的。

但即便这样,蒋经国还是不高兴。在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,有一天临出门前,他淡淡地对芬娜说道:“我不希望人家跟我讲,‘哎,连院长夫人也经常打麻将’。”因了这句话,芬娜此生再未上过牌桌。那些时常相邀打麻将的人,也渐渐淡了来往。

至于打高尔夫球的嗜好,有一次蒋经国因为她乘坐新的座车去打球斥责了她一顿,她便也彻底放弃了高尔夫。

芬娜就是这样,她不愿意丈夫因为同一件事情有第二次的不高兴,更不愿意丈夫为了她去开先例或者走后门,她无欲无求地活着,把自己的需求降到最低,把自己的爱藏得很深,卑微如尘埃。这大概和她的性格以及宗教信仰有关,芬娜出生于典型的东正教家庭,而东正教的精神尤其注重家庭价值,这也使得她坚定地依附在丈夫身边,即使再苦,再卑微,也从无抱怨。

但不抱怨不代表不心痛,长期压抑,无法排遣,终究是要憋出病来的。

起初,没人意识到蒋方良病了,只是家中佣人觉得她的行为有些奇怪,楼上楼下地走来走去,没什么目的,翻箱倒柜地也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。问她吧,不答话,用人脚不点地地跟着收拾,可也赶不上她“破坏”的速度,寓所被她弄得凌乱不堪。

有一天,芬娜居然一丝不挂地在寓所中开始了裸奔。

蒋经国的夫人是谁 揭秘蒋经国苏联妻子的结局

从楼上跑到楼下,兜了一圈,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。伺候他们几十年的管家阿宝姐吓坏了,赶紧抓了一件大褂满屋子追,试图给蒋方良披上蔽体。

这时候蒋经国才意识到,芬娜可能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,尽管没有攻击行为,但这样的裸奔着实难堪,他即刻打电话让人请荣总医院精神科的大夫上门为妻子诊治。

经过医生初步诊断,确认芬娜是得了精神躁郁症,照目前的状况看,她虽然对别人没有什么攻击性,但也许会出现自残的情况,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看护着,辅以药物治疗,当然最重要的是放松心情,劳逸结合,这样慢慢才会康复。

从此,阿宝姐变成了芬娜的贴身随从,每时每刻都陪着芬娜监测她的病情发展,并定时督促她吃药以控制病情。在阿宝姐的悉心照料下,芬娜渐渐好了起来,而她们二人的感情,也早已从主仆变成了姐妹。

蒋经国日渐位高权重,芬娜却越来越孤独,为数不多的朋友也因为长时间不联系而疏远了,子女也逐渐长大,有了自己的想法,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母亲了。芬娜的生活中,大部分时候只有阿宝姐做伴。

虽然她是名正言顺的蒋夫人,但芬娜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呼,在她心目中,“蒋夫人”已经成为了宋美龄的专属,而宋美龄是她的婆婆,和婆婆抢称呼,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是不被允许的。有一次,她到妇联去参加了一个艺术品展览,第二天便见诸报端,对她的称呼正是“蒋夫人”。

芬娜看到报纸后,即刻打电话给报社的负责人,吩咐他们以后不要用这个称呼。

这件事情以后,芬娜觉得,抛头露面让媒体胡乱报道会影响到蒋经国的事业,也可能给家庭带来麻烦,因此,她几乎回绝了所有需要公开露面的场合邀约,对于外界而言,她是一个神秘的官太太,同时,也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社会地位的官太太。

1978年5月,蒋经国就任台湾“总统”,芬娜成了名符其实的“第一夫人”,然而,这位“第一夫人”却和宋美龄形成了两个极端,她就像一个矮小的蘑菇,缩在宋美龄那样的苍天大树之下,毫无光芒,也永远不可能有辉煌的时候。公众能够见到她的机会不外乎两种场合,要么是和蒋经国一起到机场接送国际友人,要么就是在选举大会的现场。即便露脸了,她也几乎不发言,很多媒体甚至都没有听过芬娜的声音。

1988年,蒋经国在荣总医院病逝,这对于芬娜来说是莫大的打击,几十年的共同生活,蒋经国就是她的天,而如今,这片天塌了,而她却还在惶恐地活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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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很想念丈夫,经常到丈夫的房间去,把桌椅板凳擦拭得纤尘不染,摸摸这个,看看那个,她觉得,丈夫还没有走远,那熟悉的气息还萦绕在这个房间中,如果房间凌乱,丈夫会不高兴的。

一年后,还未从丧夫之痛的阴影中缓过神来的芬娜再度遭遇打击,她的大儿子蒋孝文也病逝了,芬娜的精神几近崩溃。

悲剧远远未结束,五年之后,她最后一个儿子,时年四十八岁的蒋孝勇也离开了人世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几年间,芬娜似乎不断重复经历着人世间最凄凉的场景。

现在,能送走的“黑发人”都已经送走了,终于,她没有了眼泪,只剩下空洞的眼睛,长久地注视着桌上的那张全家福。

哀莫大于心死,这在芬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尽管远在美国的女儿蒋孝章牵肠挂肚,经常回来探望,但已然无法缓解芬娜心中的痛楚,这种孤独冰冷长久存在,早已沁皮蚀骨,毫无转机,她成为了台湾最孤独的女人。

到了2004年,芬娜终于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,在荣总医院的病床上停止了呼吸。她的一生,更像是一部无声电影,跌宕起伏,孤独沉寂。人们能记得的,只是她一张又一张随着岁月变迁慢慢改变着样貌的照片,却从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情。她把个人的形象留在了海平面上,却把内心情感藏在了深海之下。

因此,每个人所见到的芬娜,不过是冰山的一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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